2022年2月教育部提出，教育需要“在变革创新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需要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顶层设计，发挥“快变量”作用。

而教育国际化能充当“快变量”吗？在特殊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如何发挥创新作用呢？

01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教育部批复的本科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倾向于全部在国内授课（海外师资按比例介入）的4+0形式，而2+2（2年国内学习外加1年海外留学）、3+1（3年国内学习外加1年海外留学）项目的审批适度收紧。

教育部主导的4+0形式旨在提升国内大学的主动性，同时加快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教学大纲、教材、教法等），加快国内师资国际化培训，以满足国家整体的人才战略。

这种“国内留学”、海内外双学位模式，符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从2016年到2020年，国际教育内循环保持了大规模和高水平。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数据，2020年底，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在读学生60万人。

中外合作办学国内在读学生年保有量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出国留学市场的总规模。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70.35万。

与此同时，在办学质量方面，教育部严格审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对不合格的项目、机构坚决叫停。

在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十几年长盛不衰、影响力很大的精品项目，体现出与海外知名院校的合作成果，国内高校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合作方。

02疫情倒逼海外师资短板破局

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教育版显著位置刊出了题为《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提质增效》的文章，敏锐地抓住了中外合作办学海外师资短缺的问题。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海外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应该投入三分之一的师资。而海外大学转移师资到国内，还要顾及到本校授课的正常进行，相关成本很高。

为了节省开支，经合作双方商定，海外教师的上课时间完全依照来华日程安排。由此，不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由外教突击完成外方课程。由于强度过大，有点像国际版的“填鸭式”教学，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学生的学习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讲，海外师资高成本成为制约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的瓶颈。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流动受到很大限制，中外合作办学的正常实施面临挑战。

原有的课堂授课模式难以为继，高校如何上课成为全球性难题。

2020年3月全球高校陆续停课，某知名的在线授课第三方平台接到世界各地6000多所大学的合作意向咨询。

以英国为例，按2020年4月英国计算机辅助学习（computer-based learning）领域顶级专家的分析，当时全英只有二十几所大学具备提供高质量网络教学的能力和意愿。

而中国高校在疫情背景下迅速攻克了高质量在线教学的技术难题，他们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同样快速布局在线课程，并与外方紧密配合，走出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合作办学新路。

通过在线教学安排，节省了外方师资高昂的差旅费、异地教学补助金，也从根本上解除了海外教师的奔波之苦。

通过在线教学安排，将外方师资的授课时间与年度教学计划合理对接，避免了国内学生“集中消费”外教课的尴尬局面。

这种国际教育领域的“快变量”转危为机，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创新成果。

03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振兴教育服务贸易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出口能力不足，对英美等教育大国常年处于“逆差”状态。

以美国留学为例，根据反映疫情前美国大学国际学生状况的官方报告Open Doors 2020，2019/2020学年（2019年秋季入学）中国留美学生37.25万人，占中国出国留学市场总量的53%。

而同期，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不超过3万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暑假短期项目。

按美国官方2021年7月底发布的《美国对国际教育新承诺》，美国高等教育2020年出口额390亿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的贡献率占三分之一以上。

不过，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教育工作者另辟蹊径，充分利用制造业大国、职业教育大国的比较优势，推出了“鲁班工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输出项目。

从2016年起，天津率先采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走出国门，在泰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肯尼亚、科特迪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鲁班工坊”，并以此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国内高职学校1486所，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

随着新职教法的颁布、实施，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将成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快变量”，也将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越来越多的“教育出口”创新发展模式。

在2021年中国服贸会有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相关调研报告，天津将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一起成为服务贸易试点城市，教育服务也是其中的消费项目之一。

从国际教育顶层设计求变、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方式破冰、国内教育国际输出新尝试等举措可以看出，教育国际化的“快变量”内涵值得继续深入挖掘，这也意味着教育供给侧改革将越来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国际教育频道总编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