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学科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根据科技创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1.新质生产力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核心要素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生产力三要素的结合跃升，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的良性循环，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创新在提高生产力中的关键性作用。现代高等教育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回顾历史，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科技革新，带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一跃成为世界强国。高等教育在近代以来世界强国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凡是世界强国，必然是高等教育强国。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的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即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他们既是当时的科学和人才中心，也是当时的高等教育中心。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经验和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表明，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层次的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经济发展处于中低水平阶段，基础教育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但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关口，人均收入水平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更大。

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763.1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进行资源结构布局优化，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提高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化解高等教育结构性短缺与布局不合理短板，将资源投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资源结构布局优化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创造更多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另一方面要提高战略性人才、高层次人才和紧缺型人才等急需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2.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拔尖人才，也需要服务新型工业化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更需要一大批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人才、各层次高等教育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是，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看，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高等教育各层次并不是均衡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趋势，进行适度调整优化。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在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中，主要是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数量，从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但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高等教育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和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扩张，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重心会逐步上移，即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在高教体系中的占比提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金字塔型”，高职为主的专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为主的本科教育占据了人才培养的主体部分，研究生教育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占比仍然偏低。2023年，我国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研究生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中的占比达到10%左右，应该说增速还是较快的。但同期发达国家（地区）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达到20%以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24.4%，欧盟更是高达32.7%。2023年，我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42.2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78.16万人，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高职高专招生占比仍然高于本科。特别是“双一流”高校数量偏少，人才培养占比很低。以2020年为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53.92%。“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7.35%；“985”高校的毕业生只有约18万人，仅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2.27%。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相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世界教育强国的目标实现，在匹配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调整优化的空间很大。

3.提高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水平，促进优势学科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何为“优势学科”？现在一般把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的A类看作优势学科。从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看，现在的A类学科主要是以工程、化学、材料为代表的工程技术类学科，而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前沿学科数量偏少。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在国际竞争力中有明显优势，无疑对于提升我国“双一流”大学世界影响力、夯实这些学科领域的前沿地位是有益的，但有益并不意味着关键。在重视工程、化学、材料等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前沿学科的发展。“卡脖子”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原始创新和交叉新兴学科发展，而原始创新成果的诞生，单靠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是不够的，需要发展数学、物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只有不断增强基础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才能为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研究成果奠定基础，助力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4.形成与城市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城市群代表着全球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基本趋势，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创新最活跃的区域。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19个城市群是承载发展要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承载全国78%的人口，贡献超过80%的GDP。从城市群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定位看，城市群既是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以打造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载体，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实体，其兴起与发展会对高等教育资源产生系统性、结构性的战略需求。城市群的发展不是每个城市发展的简单加总，核心逻辑在于城市间通过定位分工、互联互通形成最大化的“集聚—溢出”效应。城市群的发展是跨行政区划的，需要将不同行政区域的资源有效调配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不断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由现在的政府主导下以行政区划为本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进一步转向区域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集聚发展、优势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逻辑重构资源配置模式，突破高等教育发展的行政区划界定，改变完全按行政区划制定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的政策。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体量应与其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大致相称，高等教育的层次与类型应与城市群主导性前沿性产业的需求结构相契合。应统筹面向城市群的高校布局，合理规划城市群不同层次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科学规划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卫星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发展重点，谋求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节点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

（作者：李立国，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