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迎来有史以来最年轻得主——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他率领团队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奖连续9次产生一等奖，成为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的有力佐证。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决定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厚度，在实现科技现代化中具有战略性作用。近日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对推动加强基础研究发展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在化学领域，我国在新型二维材料创制、纳米催化、数据驱动的智能机器化学家等方向实现国际引领。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国在克隆猴、脑认知和脑疾病机理、干细胞等研究方向跻身世界前沿。在深空探测领域，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正式建成。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关键突破口的作用日益凸显，我们的创新自信、科技自信和民族自信进一步增强。

成绩的背后是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系统部署。《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系列文件的出台，不断完善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出系列政策举措。在这些举措中，增加经费投入是关键一环。上述文件强调，“加大中央财政的稳定支持力度”“加大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体系”等。在强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下，我国积极探索基础研究资助新机制，通过完善科技计划体系、支持设立联合基金、鼓励社会捐赠等方式，加快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流向基础研究领域，基础研究经费稳步增长。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2000亿元，2023年达到2212亿元，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比重为6.65%，连续5年保持6%以上，极大推动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2020年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继续保持全球第2位。随着投入的持续攀升，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3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2位。

在为成绩感到振奋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研究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尤其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近年来，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着力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从经费总量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基础研究经费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达1086亿美元，是2000年的2.3倍，同期英国、法国分别增长到2倍和1.6倍。从投入强度看，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5%~20%之间，相比之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近年来保持在6%左右，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仍然偏低，仅为9%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35%以上。总体来看，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快速增长有力支撑了创新型国家建设，但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等方面仍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基础研究是催生颠覆性技术的源头活水，是孕育未来产业的摇篮，是提升一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根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面对挑战和机遇，更需要持续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活水。要以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有效投入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聚焦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安全领域，“小步快跑”方式稳步增加经费投入。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面向区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设立基础研究专项，探索中央和地方联合出资、协同推进重大基础研究任务的新方式。创新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新模式，鼓励企业以众包众筹、设立基础研究奖项、与自然科学基金会设立联合基金、与高校院所共建实验室等方式，扩大企业基础研究有效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作者：魏永莲，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