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会打击年轻人的信心吗？父母应该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或让孩子搬回来住一段时间吗？

鉴于16～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美国整体失业率的两倍，无论经济状况好坏，上述问题都显得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年轻人在失业或遭受其他打击后搬回父母家生活的情况愈发普遍。失业和“起飞失败”都会严重影响年轻人成长。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年轻人延迟毕业，推后买房和结婚的时间，继续“啃老”。

长期研究显示，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成年人失业时往往责怪自己，这增加了抑郁和绝望的风险。随着待业时间越来越长，失业者越来越不被招聘方看好，要么继续待业，要么自降身价，接受报酬更低的工作。

年轻人也不能免俗。即便事业起步期工作不稳定是常事，经济独立和拥有单独住房仍是广为接受的成年标准。一旦失业，这些都无从谈起。那些25～30岁、无法满足上述条件或其他成年标准的人，会质疑自己到底算不算大人。

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年轻人失业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自信，得出的结论可谓独一无二：《青年发展研究》报告记录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1000个受访者从青春期到成年的就业状况。他们出生于1973～1974年，1987年秋天升入高中（9年级）——我们从那时开始观察他们，1991年高中毕业，在相对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进入全职劳动力市场。

1995年，当受访者二十一二岁，拥有了许多成年人的权利时，我们开始调查他们失业和接受父母援助的情况；10年后，也就是他们三十一二岁、最近一次经济危机即将爆发时，调查结束。

在持续11年的研究期内，我们总共进行了7次数据采集，记录下每个人失业了几个月，是否在待业时得到父母经济或生活上的帮助。同时，我们通过7个问答题考察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达成目标的决心。比如，对于“我能完成我想做的任何事”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表述，受访者是否认同，认同或否定的程度如何。

分析失业情况，包括父母提供帮助的方式和尺度，以及随时间流逝主观能动性的变化，我们能评估出年轻人在待业或接受父母援助时，信心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由于自信会受到人生过渡期中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受访者的家庭背景（如父母的受教育和收入水平、原生家庭结构、性别和种族地位等）和生活经历（如上学情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和重大病史等）都考虑在内。

我们发现，无论父母是否给予帮助，失业都会降低年轻人的主观能动性。待业的每个月，受访者的信心都会低于整个研究期内个人平均自信水平。父母的经济支援会加重这种状况，而提供生活帮助（让孩子搬回家住）就不会，无论孩子是男是女。

为什么父母直接给钱对失业的孩子有消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掏钱和让孩子回家住发生在不同的情境下。

我们先前的调查显示，父母会在成年子女失业时给他们提供生活费；在孩子遭受其他重大生活变故（比如生病、分手、受欺负）及上学时，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照顾。相对来说，迫使子女回到父母家住的事件往往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换句话说，那不是他们的错，因此自责感会轻很多。而失业往往包含很多个人因素，自责感和压力更大。

另外，与父母同住，孩子至少会承担一部分生活成本：交一些“房租”、分担家务，或以其他方式为家庭作出贡献。但失业的子女很难立即回报父母的经济帮助。

当然，这一课题还需要更多调查研究，覆盖更广泛的地区、考量更多样的经济环境、涉及更多元的待业情况。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研究结论仍然有其价值——失业及父母的经济帮助确实会在短期内对年轻人的信心产生不良影响。

虽然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劳动力市场存在“伤疤”——高失业率时期，年轻人进入职场将面临长期的低薪困境，但对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的人群还不够关注。他们不再是初出校园的职场新鲜人，也没有老成到能摆脱年龄歧视的程度。如果年轻人不能立业，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人，也会错失很多宝贵的职场经历，比如拓展技能和工作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等。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失业会以两种方式对年轻人的自信产生潜在的破坏作用：首先，这会阻碍他们成熟的进程，推迟自食其力、成家生子的时间；其次，父母给予的经济帮助会削弱他们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因此，降低年轻人的失业风险，帮助他们尽快回归职场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