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日前发布的《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也提出，稳步推进海外中国学校试点建设。近年来，在鲁班工坊等一批项目引领下，我国“职教出海”步伐稳健，成效显著。未来，我国如何持续扩大“职教出海”产生的积极效应，更加深入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记者就此与专家学者展开讨论。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国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鲁班工坊被多次提及，各界将其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方面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丝路学院、郑和学院等职教品牌近年来也不断发展，有力推进了我国“职教出海”的步伐。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表示，经济发展要靠硬实力，文化发展要靠软实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出海和“职教出海”，两者把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中国文化教育的软实力叠加起来，让中国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力、号召力、塑造力，让中国经济和教育走得更稳、跑得更快、飞得更高。

那么，我国“职教出海”现状如何，今后怎样才能行稳致远？

1.树品牌、拓合作，“出海”有成效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起步阶段，侧重于学习并引进发达国家办学模式及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发展的实践路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历经从单向‘引进来’到逐步‘走出去’的过程，已开始‘反哺’世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宗诚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拓境外办学品牌、实施本土化师资培训、输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组建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名梁介绍，据统计，当前我国有400余所职业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其中在办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1000多个。“十三五”时期，我国职业院校积极响应“走出去”办学号召，涌现多样化办学品牌，主要包括职业技能培训、汉语培训等短期培训，也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等长期项目。

宗诚表示，鲁班工坊、丝路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等一批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品牌通过加强在地性研究，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人文交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职业院校依托境外办学点，不断深化与‘走出去’企业合作，按照企业需求定制培训计划，开发针对性技能培训包，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专业教师开展员工培训，为共建‘一带一路’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化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受‘走出去’企业好评。”

此外，我国职业院校还充分发挥联盟效应，聚合国内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多领域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化水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等一批各具区域特征的国际化联盟成立和运行，进一步拓展了我国职业院校与世界职业教育同行的交流合作路径。”宗诚说。

2.育人才、促发展，“出海”有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质增效的十年。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进一步推进“职教出海”势在必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湖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郭广军告诉记者，据调查，当前我国部分制造类企业生产基地向东南亚转移，但当地技术人才相对匮乏、人员技能素质参差不齐。因此，我国需要派出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产业转移需求。培养“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生产经营急需的、具有国际视野并通晓国际规则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

李名梁认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可为合作国培养大批应用技术型人才，有效促进青年就业和民生改善，赋能东道国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搭建技能传播、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平台，可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职教出海’，是国家外交大局的现实需要。”宗诚补充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中国教育以更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人才交流与培养、文化交流与理解等方式，为国际间友好合作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除了“对外有益”，职业教育“走出去”还能“向内赋能”。

宗诚认为，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等有助于提升国内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倒逼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职教出海’是中国教育开放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撑。”她说。

3.多元协同、项目合作，“出海”有良策

助推“职教出海”行稳致远，还要做好哪些事？

“做好‘职教出海’的关键点，一是加强我国职业教育‘出海’综合能力建设，尤其加快国际标准研发，加强国际化教学资源和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二是完善顶层设计，尤其是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职教合作布局，结合国际产能合作需要和办学特色，整合资源，推动优质职教资源规范有序‘出海’。三是出台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管理制度，重点对境外办学各类要素予以明确要求，为‘职教出海’提供行动指南和操作手册。”郭广军说。

“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推进本地区有条件的企业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服务区域对外开放。职业院校则应建立和完善内部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不断强化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在国际化师资队伍、教材和课程资源建设上下足功夫。”李名梁补充。

基于办学实践经验，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鞠红霞建议，职业院校应当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实现“抱团出海”。发挥政府和行业企业作用，联合各类资源，推动多要素多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行动，实现专业与产业适配、人才与需求适应，做到优势互补、节约成本，使教育链和产业链互补互融、共生共长。“同时，除了继续服务大企业‘走出去’，还要为区域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合作提供优质服务。”

“‘职教出海’应进一步开展项目式合作，以数字化赋能发展。”宗诚补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方式包括合作办学院、合作办大学以及合作办项目三种类型，其中项目合作占比最大，且较为契合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实际发展情况。因此，接下来，要持续发挥项目式合作优势，深入推进跨国项目、跨国学生交流、国际标准认证、国际合作研究等领域的发展。

“‘走出去’企业应结合自身需要设立项目，明确人才培养需求，遴选职业院校和专业，引导职业院校开发企业所需项目，实现校企供需有效对接。”李名梁表示：“职业教育‘走出去’要在国际国内两套制度法规和办学要求框架内运行，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办学监管，防范办学风险，以保障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行稳致远。”

（记者 晋浩天 通讯员 聂一丹）